孙敏是个好同志

  大约5年前的忽然离去为外界留下疑团。缄默沉静近5年之际，这位72岁的江铃集团缔造者向《轿车商业谈论》叙述他的传奇人生阅历和共同运营理念

  在翻开门的一会儿，我依然惊奇于他无形中流露出的那份气质。他比我幻想中更年青。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在北京海淀区那套近200平方米的住房里，他约请我在那间广大的客厅品味朋友送他的极品普洱茶。

  他并不躲藏自己对日子的酷爱和享用：9年前，他从政府给他的奖赏中拿出5万多元在香港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3年前他用在股市里挣的榜首笔钱买了一辆宝马530i；他依然热衷于每周跟朋友相约打高尔夫球；也喜爱偶然在路上享用一把开快车的味道......

  自2003年6月6日忽然被宣告退休，脱离江铃轿车后，外界对他议论纷纷，他也一向保持缄默沉静，和他宠爱的小女儿在北京一同过着高枕无忧的日子。

  这是一特性情直爽的人，这是一个被公认把江铃带出窘境并发明奇观的人，这是一个被协作伙伴尊称为“最优异的企业家”的人，但这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一切这些招引《轿车商业谈论》，从他口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1936年5月1日他出生于杭州，1959年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到农机部，首要从事拖拉机的科研开发和办理作业。5年后，因家庭联络，被下放到江西拖拉机厂从事规划作业，这一干又是5年，然后被下放到江西省太合县农机厂，干了10年。这期间，由他安排规划的小四轮拖拉机获得全省榜首；由他安排规划的水稻联合收割机获得全国榜首。

  而他后来缔造江铃的奇观至今广被传诵。他不光让这个累计赔本5600万元的江西省最大赔本企业走出泥淖，并在本钱商场上多财善贾，一手导演了江铃A、B股上市。

  他很欣喜的是，他脱离江铃时交了一个好班：他把盈余状况十分好、财物状况十分优异、现金流十分好、负债率十分低，并且有10亿元现金存款的这么一个企业留给了后人。

  2003年6月6日，政府宣告我退休，我的心是安然的，由于事前寻求我定见时，我表态彻底赞同，并且其时我已过了67周岁。正好西南的朋友约我打高尔夫。他们说：你现在退下来了，有时刻了。这样，我在云、贵、川接连打了两周的高尔夫，回来后歇息了两三天，拾掇好东西，我就到了北京。

  我先是住在亚运村的一栋公寓里，两室一厅。我先租了两个月，后来又续了两个月。这4个月中，我把女儿在京的入学识题处理了。然后就去看房子买房子。现在这套房子便是那时买下来的。2004年元旦前我搬了进来，现在已住了4年多。

  我自己开车，我有两辆车：一辆是美国福特轿车公司董事长乔德曼送给我的赤色林肯八缸跑车，但它真实太大了，有些过于招摇，就存放在车库里。

  2005年春夏之交我开端进入股市，其时上证指数已跌落至998点的前史低点。当我榜首次在股市里赚了钱，我就买了这辆宝马530i。这辆车的自动转向体系我十分喜爱：低速时打满舵方向盘只需半圈多一点，在车库里调头十分便利；高速时它的灵敏度会下降一倍，但依然很稳，咱们都说宝马5系是专为开车人规划的，这没错。

  我属鼠，本年是本命年。1959年我结业于吉林工业大学轿车系轿车规划专业。结业时，农机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刚树立，急需人。当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技司，主管拖拉机事务，与我学的轿车专业比较附近。

  这一去就做了许多年。1964年年末，国家搞“四清”运动，由于我的家庭联络十分杂乱，在此我不想具体叙述，触及到我父亲的问题，我大哥的问题（大哥在台湾榜首大国有企业台湾电力公司做高管），我被下放到江西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江拖）。

  运动初期，我就被揪了出来。其时我是规划科组长，这个组很大，包含36个本科生，也是所谓臭老九会集的当地。由于我在技能上很超卓，所以是技能中心的“黑干将”。那时工人阶级要夺权首要要夺规划权。规划权在财物阶级常识分子手上，所以总工程师、总规划师被斗时，我总要站在周围陪斗。

  一个多月后，我就变成了促出产的主干。原因是我表现不错，上面批阅时，我属二类干部。所谓一类干部是好干部；二类干部是比较好的干部；三类干部是有严峻问题，但不归于敌我对立；四类干部便是黑帮分子，是要被打倒的。

  实践上，我的表现一向都很不错：中学时是班长，大学时既是班长，又是学生分会主席，我个人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句对国家对社会不满的话。至于家庭布景，我也早告知清楚了。这样必定性，后来我倒平安无事了。不论哪派掌了权，他们都要抓革新促出产，大约从7月开端我就在规划室里搞方案，成为江拖的技能规划主干。尽管如此，文革期间，工厂出产依然遭到严峻影响。

  江西省革委会主任叫程世清，他是其时由山东调入江西省的“支左部队”的军政委，坚持极“左”道路时代，许多常识分子被下放。我也遭到冲击，被下放到江西省太合县农机厂。跟我一同下放到这儿的还有江西省其他企业的十几位工程技能人员。

  这一下放便是10年，从1971年干到1980年。对我来说，下放却是功德，太和县农机厂革委会主任是个老工人，他很注重技能。对咱们这些技能员，他都一个一个地了解，了解清楚后他说：“孙敏这个人最有本事。”

  文革时兴大组套小组，革委会下分为两个大组：政治组和出产组，政治组抓革新，出产组抓出产。出产组下面又分为技能组和方案组，我被录用为技能组组长。

  开端，程世清让咱们搞小四轮拖拉机。他不听陈述，搞现场交锋，一年要比好几回。每逢春耕夏耕或夏收夏种时，圈好一大片地，让咱们都参加，他站在周围看，看谁干的活最美丽。我规划的小四轮拖拉机在全省榜首，这样我在太合县就小有名望了。

  作业后，程世清也垮了。小四轮拖拉机由所以他搞的，所以不能再搞了。后来山东、河南等当地许多呈现这种简易的小四轮拖拉机，便是仿我规划的原型。江西省不出产后，图纸都被撒播了出去。

  好在我是从部里下去的。我就对其时的革委会主任说：“请让我出趟差，到北京看看部里有什么课题能够做，我想做点作业。”

  其时离毛主席召唤咱们20年完结农业机械化剩余的年头已不多，农人最缺的是收割机械化。我国北方从苏联引入了大型联合收割机，能够收小麦，而南边收割水稻仍是空白，国家也期望有所打破。

  部里答复：“要做能够，但要联合几家企业，搞个联合课题组。”就这样定下了。课题组终究交给了农机研讨院（现在的北沙滩一号），由收割机械规划室具体担任。

  收割机械课题组很快树立。大约是1973年，文革还没完毕，咱们树立了南边水稻小型联合收割机歼灭战组。依照规则，课题组有必要找工厂协作，并且要老工人当组长。课题组组长是太合县农机厂革委会主任赵木根，主干是太和县农机厂的技能人员，成员别离来自江西省农机研讨所、云南省农机研讨所、广东省农机研讨所等。

  赵木根在会上清晰告知，具体作业由我担任。他是老工人，技能问题不太懂。但他信赖我，让我代表他领导。因而，我成了项目实践担任人。

  很快就出了效果。咱们开宣告的春风十二型小型水稻联合收割机在全国有名。其时每年要安排一次全面农机现场会，大约在夏收夏种时。在两次全国农机现场会上，这个机型都获得榜首名。

  这个车型规划和调研用了近一年，试制用了半年时刻。这傍边呈现的问题可多了。尽管日本有相似车型，但咱们仅仅遭到启示，并没有样机，由于咱们跟日本的款式不相同。咱们做的是卧式割台，日本是立式收割台。

  这两种收割机原理附近：收割后进行运送，然后由脱粒滚筒脱出谷子，排出秆子，再使用脱离滚筒时的风系结构把杂质吹走，把谷子会集起来。

  咱们遇到的费事是：南边人口密布，往往缺柴火烧，稻秆是他们的燃料，所以他们要求稻杆保存完好。这跟北方天壤之别，北方把小麦打下后全进滚筒，打碎的麦秆排放到田里就完了。因而南边收割机叫半喂入，北方联合收割机叫全喂入。

  或许你不相信，联合收割机比轿车杂乱多了。这么说吧，假设画一张轿车传动体系示意图，要用一张A1图纸的话，那么联合收割机的传动体系示意图最少要两个A1才干画出来，由于它有那么多动作需求完结，所以多年来一向都没处理。

  做完联合收割机后我的名望就很大了，但《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上报导的人物不是我，是赵木根。

  作业总有拨乱横竖的时分。打倒“”后，联合收割机获得全国科学大奖。谁是规划人？谁是首要担任人？查来查去都是孙敏。所以我很侥幸，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我坐在前排，倾听小平同志宣告：“常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能是出产力”这两个闻名的结论。

  咱们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优异科技效果奖，那时就只设一个大奖。奖状归集体一切，现在还存在太合县农机厂。小平同志表明：咱们这个代表的概念要比人代会和党代会代表的待遇要高，因而咱们的膳食十分好。

  会议完毕时拍了张相片，写的是“，叶、邓、李、汪副主席接见全国科学大会代表”。整个参会人数有1000多人，有政府官员、当地科委主任和科学家。我最有形象的仍是同志闻名的两个结论。其时咱们听了都很振作，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常识分子总算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会儿从常识越多越反抗变成了常识是出产力。那次会上小平同志提的是“科学技能是出产力”，后来他再提时就变成了“科学技能是榜首出产力”。

  不论怎样说，我从部里下放到江西省，从江西省下放到太和县，都跟我的家庭布景有关。有时我也在想，要是再来一次运动的话，我或许还得下放到人民公社去。

  我有个特征，一方面怕规划犯错，一方面期望能改善规划，所以做完规划后我必定会去跟工人们一同试制。我还帮他们规划过二类工装。所谓二类工装便是为试制做的工艺配备，也称简易工装，它能确保规划质量，只不过功率较低，不能用于许多出产。所以我跟工人们的联络都很好。包含在江拖，我被定为二类干部，也是由于上面去查询，工人们都说：孙敏是个好同志。

  那时分，真是铆着劲干，每天底子上作业16个小时，一向是专心扑在科技上。由于我在科技作业方面的成果，1980时代初我是榜首批享用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技干部。

  1980年，江西省调我到机械规划院当室主任，我开端触摸轿车。其时全国有许多名义上的轿车厂，实践上大多数没得到国家供认。这种布景下，饶斌提出要联合重组。现在看来，这个政策没问题，但办法必定有问题——假设用行政手法，而不是经济手法、商场手法来处理问题，必定行不通。

  实践上，推动的效果也不太抱负。全国也树立了几大轿车联合公司，其间就有南京轿车联营公司（以下简称南联公司），你们采访的江华、李代胜、李阿夫，便是那个时分的领导。

  江西省被划归到南联公司的“五省一市”中。那时江西省的农业现已包产到户，但工业还很含糊，轿车行业需求从头规划，首要要处理的是能否得到国家供认。在主管工业的副省长直接领导下，江西省树立了担任轿车规划的调研组，我任组长。

  调研前，我先把省内各个轿车厂，包含轿车零部件厂看了个遍，还到国内首要轿车厂进行调研。另一方面，我还跟中汽总公司和南联公司获得联络，跟他们交流交流。其时中汽总公司总经理是李钢，总工程师是陈祖涛，我跟陈祖涛触摸得较多。

  南联这边我首要跟李阿夫、张羡增触摸。我跟张羡增还有一段根由。张现已90多岁了，可谓轿车规划界元老。我结业规划和结业实习选的是重型轿车课题组，张其时是一机部轿车研讨所的轿车科科长，也是我结业规划的直接指导老师。

  我结业实习是在南汽，其时重型轿车还没基地，南京没决议往哪个方向开展，所以想竞赛这个基地，争夺国家立项和出资。国家急需重型轿车是为了处理拉矿问题。那时我国用的25吨矿车，都是苏联进口的嘎斯525，国内还不能出产。中苏联络紧张后，苏联不乐意供给给咱们，咱们也没条件从其他国家进口。就这样我和张羡增知道了。后来他在南联公司当总工程师。

  1982年末，江西省下决计处理江西轿车制作厂（以下简称江汽）的问题，当年年末树立了作业组。1983年1月1日作业组进驻江汽，接收江汽权利。我作为作业组成员进入江汽，首要担任技能。

  派作业组接收是有原因的。江汽的前身是1947年国民政府时江西省交通局部属的一个轿车修理厂。解放后，江汽一方面做轿车修理，一方面做配件。1958年时，江汽也试制过三轮轿车，还不是后来的井冈山牌轿车，很简易的，用单缸柴油机发起。

  真实做轿车是在文革中。前面说到的程世清这个人，他抓工业战线的打破。其时有“两个打破”，在工业战线便是产品要立异，要出新玩艺。程这个人不讲科学，便是胡来，分明行不通的作业也要强干。比方他以为拖拉机用橡胶用得太多。“轮胎那么大，能不能用小轮胎？”他说，最好是不必轮胎，用铁，“橡胶是战略物质，藏着交兵军车用。”

  抓轿车，是出于备战的需求。1967年、1968年时，程世清将江西轿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轿车厂。轿车厂拷贝苏联嘎斯，出产的轿车叫井冈山牌轿车。他不相信做轿车需求出资，需求配备，需求技能确保，他以为只需把员工积极性调集起来，什么奇观都能够发明。

  1968年，这个厂做了500辆井冈山牌轿车，质量必定欠好，处处抛锚。程其时是的主干，对这件事大力宣传。1969年《红旗》杂志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十分显要的方位，大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轿车》。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轰动。其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报》和《红旗》杂志）代表的是中心声响。

  一机部的压力十分大。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样抓的？搞了半响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程世清一搞便是500辆。对这样的轿车厂，你们要要害支撑啊。”

  所以，时任一机部轿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省查询。江西省领导带他们把一切轿车厂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冈山轿车制作厂外，还有五个要害，都是程亲身命名，用的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如扶州的黄洋界轿车制作厂、新界县的桐木岭轿车制作厂，还有双马石轿车厂等。这些轿车厂都需求国家出资。

  胡亮觉得行不通。查询后，他们以为相对于别的5家地市轿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轿车厂条件较好，假设会集到一家，中心应该能给予支撑和出资。因而，他们就跟省机械厅和井冈山轿车厂商议，想要害扶持井冈山。这时井冈山轿车厂已从交通局划归到机械厅。但机械厅也不敢做主，由于程世清要遍地开花。

  所以，查询组的定见还没来得及跟程世清交流，井冈山轿车厂的担任人（极，跟随程世清的人）就隐秘向程陈述：“胡亮那个作业组来查询，他们对立遍地开花，对立咱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轿车厂。”

  原本，这对井冈山轿车厂来说是件功德，但这个领导宁可要政治上的投机，也不为企业的实践利益考虑。成果程世清怒不可遏。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他底子就没听胡亮作具体陈述，连理由都没办法陈说。

  江西省轿车业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国家出资的时机。要不然，假设那时国家能投点资，即便投个两三千万元，也很了不起，江西省轿车工业的位置就或许彻底不相同了，至少国家会多一个要害轿车企业，一个跟南京和北京的轿车厂等量齐观的轿车企业。

  这些故事你在外面听不到，许多人不知道，也没人说这个事。我清楚作业的来龙去脉，由于在进江汽前，我搞了一年多的调研。

  之后的江汽就一路崎岖。做轿车前，这个厂不赔本，由于只需几百人不到1000人，做点轿车修理和配件还能保持。做轿车后，员工扩张到3000人，用手艺击打轿车，出产效益极为低下，即便是年产量最多时也不到1000辆，少则300辆左右。

  江汽做的车都是井冈山牌，跟南京跃进差不多，仅仅面孔不相同，由于面孔是击打出来的。这些车能销到哪里？横竖戎行就从没用过井冈山轿车。那个时代实施方案分配，江汽的日子开端还好过，由于方案经济一切东西都要分配，能分一辆井冈山牌轿车也算不错，但到后来，由于车质量欠好，需求购车的企业在争夺目标时，他首要争夺的是解放牌的目标，退而求其非有必要南京跃进牌的目标，很少要井冈山牌的目标。因而江汽的方案一向不丰满，没有方案，车就卖不出去。

  改革开放后，江汽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打倒“”后，江汽厂的姓名从井冈山轿车制作厂又改回了江西轿车制作厂，产品仍叫井冈山牌轿车。跟着商场要素的逐渐进入，井冈山更欠好卖了。没办法，价格再压低一点，跃进牌卖1.2万元，井冈山就卖1.1万元。即便这样，仍是卖不掉。

  江汽的本钱要比同类厂家高，价格却卖得廉价，赔本就十分严峻。江汽从1968年开端做轿车，一向到1983年作业组进入时，这16年是比年赔本，总计亏了5600万元，均匀每年亏400万元，成为江西省最大的赔本户。

  派作业组进去，最首要的是处理财务问题。既不能把厂关掉，也不能宣告破产，工人的最低确保还有必要满意，薪酬必定要照发，怎样办？只需靠政府财务补助。江西省是个穷省，每年400万元的财务补助谁受得了？有时分政府让银行贷点款，这些款也收不回来，因而江汽实践是资不抵债——它的财物只需1000多万元。

  再加上文革的影响，江汽厂里派系树立，领导班子也不团结。在这个布景下，江西省政府决议派作业组接收，行使领导的权利。

  大约半年多往后，作业组闭幕，从头录用领导班子。作业组有些成员走了，有些成员留了下来，我被留下来，任榜首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是郑明华，工人身世。两年多后，我升任厂长，郑调离江汽厂。

  江汽厂首要要处理赔本问题。怎样处理？在现有条件下，只能把现有产品改好。咱们进入前，他们也急得不得了，钢丝床、洗衣机等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可。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井冈山轿车做好，能够卖出去。

  技能上我是熟行。我就安排工人把井冈山规划显着不合理的当地，把几个严重的质量危险整改掉。如井冈山原型用的是汽油机，汽油机的起动马达为12V，后来汽油机欠好卖，改用柴油机，但他们选的柴油机质量不太好，起动电压是24V，他们就搞了两个电瓶：一个电瓶起动马达，一个电瓶带其他电器，所以这套体系搞得十分杂乱，毛病也特别多。

  我让规划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问题找出来。我还查询到，其时的扬州柴油机（以下简称扬柴）比江汽原本选用的要好得多，我就坚决改用扬州柴油机厂的产品。实践上南汽用的也是扬柴产品，南汽跟江汽相同，仿的都是嘎斯，他们跟扬柴协作，做了许多调整和改善，使轿车适用柴油机。我就问厂里收买担任人：“这么好的经历，咱们为何不必？”这显然是指挥决议方案上的过错。

  收效很快。我从作业组阶段开端抓，1983年就初见成效，1984年轿车销量进步，咱们干到1200辆，江汽扭亏为盈。所谓扭亏为盈，实践上也是微利。工人们都很振奋，由于不亏了，不靠财务补助发薪酬了。

  到了年终眼看就春节了，我去跟厂长商议说：“咱们十分困难让员工辛苦了一年，春节了咱们能不能争夺给他们发10块钱的年终奖？”

  那时也真是没钱。还得找政府，得跟机械厅陈述。机械厅倒很支撑，但它也没钱，只得向银行借。我牵头做这件事，我找到工商银行周行长。我说：“你也谅解谅解咱们，咱们很不简略。本年总算扭亏为盈了，你们总得支撑一下。何况机械厅也赞同了，不信你打电话问罗厅长。”

  终究工行赞同了。咱们给每个员工发了10块钱，这是他们十几年来榜首次拿到奖金。

  我的大众联络一向都不错，我现在去江铃，走到哪里，员工都会围着我。我跟工人很随意，我跟他们勾肩搭背什么话都讲，工人跟我也什么话都敢讲，反却是许多干部怕我。我的威信怎样来的？企业里的一切政策都揭露通明，我作现场陈述时有电视直播，全厂员工都能听到。

  1984年，咱们一起做了好几件事。一个是争夺江汽位置合法化。咱们有必要通过南联公司这个途径才干跟中汽总公司，跟中心树立联络。那时假设我要去中汽公司陈述作业，有必要先到南联公司，请他们倒闭介绍信，这样到北京后才有正规招待。当然，后来咱们了解后就不再这样了。

  一方面，咱们得跟南联公司树立联络，让他们供认咱们是小兄弟，是成员，并定时去陈述作业。另一方面，咱们还要争夺更好的开展。这个对立当然很大，但咱们也没办法。那时的行政体系，各有各的利益，你说就这么整合，叫江汽出产一个小部件，三五百人都用不了，3000人怎样养活？它能关停并转吗？所以要想办法找出路。

  作为当地领导，作为企业领导，必定要谋生计，求开展，不然就消亡。但在行政体系统辖下的框框里，只能给你这么小的六合，所以两面三刀也是必定的。在跟南联公司搞好联络时，我尽量让他们照料企业的利益，一次谈不当就二次谈，二次谈不当就三次谈。划归南联公司旗下的还有江淮轿车制作厂、福州轿车制作厂、武汉轿车总厂。江淮现在开展得不错，福州厂和武汉厂都消亡了。

  但江汽的直接领导是江西省。这就又回到联合重组论题上了。所谓的半严密联合，是把产供销一致同来，但人财物仍归当地管。不是说南联公司不努力，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遵循政策，时刻证明，用行政的办法来完结企业的联合重组行不通。除非你划转，中心财务直接下指令，让当地政府听话。但包袱谁来接？这是个大问题。中心能够下指令，把江汽厂并入南京轿车厂，人财物悉数划转，但这5600万元的债款归谁？谁背得起？所以说和饶斌曾想在轿车业闯开一条路，起点很好，但实践上行不通。

  话说回来，咱们的确也使用了南联公司，晦气用不可，国家指定江汽归于南联公司领域。后来还搞过三江公司，便是福建、江西、武汉这三家严密联合。这些会，我都参加过，也参加过评论，但依然没行通。

  行不通怎样办？那时国家“缺重少轻”，为处理轻型车问题，国家下了很大的决计，进口了一批五十铃货车，这些车在我国商场上很好卖。依照交易约好，五十铃的N系列轻型货车——其时最新一代货车技能要转让给我国。

  其时轿车有“三大三小”，国家规划了轻型轿车四大基地，北京北二汽算一个，后来叫北京轻型轿车制作厂。技能转让的获益单位正是北二汽。但1984年五十铃技能转让后，北京方面不感爱好，它出产的BJ130很好卖，经济效益不错，对五十铃N系列技能资料没放在眼里，拿过来后就放置起来。

  局势现已十分清楚：我国轻型车最好销的是广东，广东人底子不买BJ130，只需五十铃，他不怕贵，就要质量高，不出毛病。五十铃用几年都没毛病，BJ130一天到晚都要修。广东人克勤克俭，看商场看得很准：商场急需高质量的轻型货车，贱价格质量差的车往后没有出路。

  可是北京方面没有醒过来。其时许多人都没醒过来。我是醒过来了。通过查询，我以为，轻型车有必要向高端开展，所谓高端便是高质量，高可靠性，很少的毛病，乃至比轿车的毛病还要少。所以我想方设法要出产五十铃。怎样办？只能通过南联。

  其时南联也定下来要跟着南京轿车走。南京开端出产嘎斯、跃进牌，后改为仿五十铃老一代产品，也便是N系列的前一代产品。一起，江淮也在拷贝，江汽也在拷贝，但都没有批量投产。我就下定决计：要么不做，要做就做80时代的新产品。

  那时分的作业就那么古怪，北京方面没有爱好，咱们想要又要不到，国家计委、经委、中汽总公司也没办法，他们也管不了。

  要打破十分困难。既要争夺南联公司的支撑，使用南京和北京的对立，他们互为竞赛对手；又要使用中汽总公司对北京方面的不满，国家引入技能他不干；还要想着获得合法资历，咱们仅仅当地小厂，还不是国家队成员，咱们还得依托南联公司这块牌子，获得合法位置。

  我想，已然1969年胡亮那次去，江西省把这个大好时机损失掉了，就不能在我手上把这个目睹的时机再次损失掉。咱们应该想办法把五十铃的技能搞到手，争夺能够开发。

  要从最先进的做起，坦率讲，距离很大，咱们的规划水平、技能水平跟人家差太远。因而，即便拿到了这个技能，也得想办法稳步完结国产化。所以我找到的出路便是：榜首个先把技能拿回来，第二逐渐国产化。不国产化就死路一条，但假设起步就搞100%国产化，那也必定是质量低质的产品。这就注定了咱们要通过消化吸收，进步水平后，稳步开展。

  现在看来，咱们在进步轻型货车配套零部件的水平方面也做了很大奉献。由于江铃的开发，轻型轿车零部件的配套工业水准大幅度进步，然后带动了整个轻型轿车水准的上升。江铃的奉献，没有多少人谈过，但我今日要害出来。由于这个产品咱们只需做好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咱们不只能够堆集，还能够进行技能改造，一起协助零部件厂改造。

  怎样协助？进步价格。假设这个部件只能卖300元，我能够出400元，但你有必要到达高标准，有必要要出资，有必要要技能改造，有必要要办理严厉。我从价格上进行补助，实践上是变相出资，我用这种办法来进步零部件的质量。

  但条件是要产品好，价格能够消化。价格消化不了就不或许协助零部件厂。在江西省内，我还要出资，像赣州变速箱厂和抚州后桥厂，都有江铃的许多出资。

  1984年我到日本查询，开端跟五十铃触摸。我其时也使用五十铃已把技能转让给我国这一条，我对他们说：“我还需求一份这个技能。”咱们仅仅要了一部分技能，还不敢全要。实践上，N系列包含NKR、NHR、NPR，咱们只需NHR。

  中汽总公司那里也做了许多作业。我跟陈祖涛谈过许屡次。他们对我也很信赖。使用这些联络，咱们终究跟五十铃签订了7个合同和协议。包含技能转让协议，咱们的技能转让费很低，只需付点提成费；咱们的入门费也很低，由于它的技能已转让过了。包含逐渐国产化协议，如车身国产化，咱们购买了整套高质量模具，这个价格也适当廉价。还包含派人去五十铃训练的合同。

  与五十铃签署合一起，悉数是我签的字。但我也给自己留了个活口。这7份合同和协议的终究一句话是：本协议要等江西省政府赞同，由我传真给贵公司才收效。也便是说，即便江西省政府赞同了，但没有我的传真件，合同也不会收效。

  不能不说我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做这件事。其时对立的声响很大。机械厅分为两派，一派支撑，一派对立。咱们就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个作业后来闹大了。我找到其时的省长倪献计。我说：“我没办法了，横竖合同都签了。现在有不同的观念，只需请你主持会议，由我来作陈述，请对立派讲话，我来作争辩，终究请你判别是对仍是不对。假设你否定了，我就发传真，我签的合同没得到省政府的赞同；你要是说能够，我就传真说合同收效。”

  还真开了这么一个会。凭我对技能的了解，对商场的研讨，以及我个人的思想表达才能，我把作业讲得十分透彻。通过评论和争辩，终究倪省长说：“你们说了半响，我觉得老孙的决议方案是对的。”

  我就赶忙跟上一句：“倪省长，是不是闭会往后，我就能够发传真给日本五十铃公司？”“能够。”倪省长宣告闭会。

  回去后我就给五十铃发传真，表明合同收效。我跟五十铃前后的几回商洽，用了两三个月，时刻不算长，五十铃其时也想占据我国商场，所以它感爱好的是CKD。它对我国商场的判别是：你CKD后，国产化还做不了，那我就能够长时刻交易。至于整车进口，它并不感爱好，整车需求国家配额，它一年也争夺不到多少配额。

  这便是经商的心态。五十铃也很古怪，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到北京要图纸？每逢问这个问题时，我就支支吾吾岔开论题。我说：“北京也给咱们了，但有些内容他们翻译得不可，我还想看看原件。”我无法跟他们讲真话。

  后来就比较顺畅了。1986年五十铃投产，一同步国产化率就到达40%，这样能享用零部件优惠关税。在这之前，咱们有2000台的批件，当国产化率低于40%时，咱们能够用这些配额。但从第2001辆开端，国产化率有必要到达40%。这也是我坚持车身国产化的原因。

  车身问题处理了，接下来便是发起机和变速箱。发起机咱们进口了很长时刻。但这也有优点，假设没有好发起机，就不或许确保轿车的高质量。咱们的车卖得很贵，相对他人要贵一倍以上，正由于卖得贵，本钱才干不断堆集，才有钱来出资，把零部件搞上去。

  最有意思的是，有阵子一汽要打垮江铃。前面我讲过，轻型轿车有四大基地，即北京、一汽、南京和云贵川渝基地。云贵川渝是想联合四省，在西南布局，规划年产能6万辆。国家对一汽、二汽的规划很清晰：一汽是中型车向下开展轻型车，二汽是中型车向上开展重型车。所以一汽也有压力，已然是轻型车基地，总得出产品吧，它就搞了个小解放，造型不错，挺美观，但质量真的不可，价格倒卖得很廉价，才6万多元。咱们的产品是11万多元。它们以贱价来镇压咱们，逼得咱们降价，但咱们的价格一向比它们贵50%。打来打去，终究小解放被打垮了，尽管它最多时做到了6万辆。

  接下来我就做了皮卡。我以为轻型车开展后，适当一部分私营或民营的购买者，需求既能拉点货，带点物资出去谈事务，回来时又能带些资料回来，一起仍是代步东西的皮货车。

  皮卡国家没有引入过。我和五十铃后来谈合资，合资后就开发了这个车。合资了，技能转让就更便利，并且价格廉价。就这样，江铃形成了两大系列产品：轻型货车系列和皮卡系列，匹配相同的发起机。我的方案是，发起机量大到必定程度后就能够出资发起机厂。

  谈合资比较简略遭到支撑。省里是全力支撑。在此之前，江西省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合资企业，香港过来出资百八十万元的也就那么几家。其时上海市已有世界五百强进入，江西省领导十分仰慕：“咱们何时才有五百强进来？”我就跟省领导说：“我协助省里完结这个使命吧。”

  我一起引入了两个世界五百强。五十铃也想跟咱们合资，但它资金困难，所以就带来一个协作伙伴。五十铃和伊藤忠商社各出一半，加起来出资25%，咱们是大股东，占75%。

  我搞合资有两个原因。榜首是将来技能转让便利。一方面，咱们能够将更多技能人员派曩昔训练，进步干部办理水平。另一方面，请五十铃工程师到南昌来开讲座，办训练班也很便利，最多出个旅馆费。

  第二，我更垂青的是技能和办理经历的传输。终究咱们以存量，对方以真金白银的办法进行合资。

  这样干了几年，江铃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赢利比年翻番添加。但进入1990时代后，江铃的添加受限于进口发起机。我每年都为这个进口批件大伤脑筋。找政府很困难，多了中心政府不给。

  进口发起机咱们一向用议价外汇购买。你们或许不知道，议价外汇大体是在牌价外汇的基础上加两块钱。外汇不是问题，由于有外汇的企业都想卖个好价钱，江西省有些农产品出口并不挣钱，乃至赔本卖的也有，当有人乐意用议价外汇来买时，他何乐而不为？真实不可的话，我还能够到广东去买。

  可是配额很费事。我记住最困难时，就线年头，其时的国务院总理要来江铃观察，我想应该逮住时机让他处理配额问题。其时省长是，对我十分信赖，5天前就告知了我这个音讯。他说：“这是绝密音讯，只能你知道，你要提早做好预备，好好陈述。”

  我跟他说，必定要借这个时机要5000台发起机的目标。观察前不久，我才告知江铃干部，说总理要过来，咱们要仔细招待。

  观赏那天员工们心情丰满。总理也很快乐，从总装线出来，他就上了一辆江铃车，从厂前大路一向开到规划大楼门口。员工们翻开窗子，一看是总理，就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我赶忙走上前，说：“同志们，总理来看望咱们了，咱们拍手。”总理对江铃形象不错。当天晚上的陈述会，省长要我也参加，并安排我坐在他身旁。

  江铃位置的进步，不能说跟这次查询没有联络。总理给了江铃5000台发起机配额，这适当可贵。有了目标我就能多出产，多出产就能多挣钱。

  也是这时分，我感到发起机假设不国产，往后会有大问题。日自己卖发起机卖得很贵，算上关税一台需求2.4万元至2.6万元。国产化后，本钱只需万把块钱。所以我下定决计要上发起机项目，但一方面江铃的本钱堆集还没那么大，另一方面，发起机需求国家立项，没有必定量也立不了。

  为争夺国家立项，咱们不得不联合庆铃公司——咱们用的是相同发起机。中汽总公司做红娘，国家这才给予支撑。咱们两家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也批阅通过了项目，但咱们仍是各干各的。

  发起机国家立项，优点有两个：一是借款有确保，二是进口设备能够用牌价外汇，所以江铃发起机厂的外汇用的都是牌价外汇。

  发起机厂要投产，固定财物出资即厂房、设备大约需求7亿至9亿元。钱不可，怎样办？上市。所以我开端策划上市。

  那是1992年，江西省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省里也没有证券办理部分，只需体改委里的一两人在研讨这个事。那时上海已有不少大企业上了市，在深圳上市的满是小公司。深圳方面也想改动形象，期望添加一些大企业公司上市。上市原始发行股的规划一般是1000万股到2000万股，500万股的也有。一个省的目标也便是3000万股到5000万股，这个目标有时还要分给好几个公司。我呢，就想搞大一些。

  说来也巧，当年国家给江西省、安徽省和湖北省各5000万股目标。但湖北省的目标没人要。我想争夺这个异地目标。其间很要害的一步，是我在证监会新交了一个朋友高西庆，那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任证监会首席参谋。我就跟他谈经济，谈商场，谈世界。你们跟我往来就知道，我这个人很喜爱经济，我的信息面也很宽。咱们很谈得来，后来他就给我当参谋，教我如何上市。

  首要得给省领导作作业。省里对立的人占一半以上。他们想不理解：经济效益这么好，为什么还要上市？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何还要跟人家分赢利？我想，已然有这么多对立声响，就有必要把一把手的作业作通。我把高西庆请到南昌，预备介绍他跟知道。吴是清华大学研讨生结业，喜爱有学识的人，对宏观经济很有研讨。

  吴开端给高西庆留出半小时，成果一谈就谈了两个钟头，谈得很有兴致。高西庆也顺便把运作江铃上市的主意讲了，并说：“像这样的企业上市应该不成问题。”这一下就把的作业作通了。

  后来江铃一上市，就发行1亿股。“原本江西省只需5000万股的目标，那5000万股是从别省争夺来的。”我给吴陈述时说。

  实践上，运作上市时我还留有一手，我是一起规划的是A、B股上市，两只股也一起被批下来。我先发行A股，江铃A股于1993年顺畅上市，上市后建发起机厂需求的8亿元资金就处理了。

  应该说江铃发起机厂十分有水准。这跟庆铃不相同，庆铃是五十铃公司协助规划，不光出资贵，并且庆铃的技能人员底子没参加，等发起机厂建成后长时刻离不开五十铃的办理人员，本钱居高不下。

  咱们则是“八国联军”。我请了一些专家，前前后后近10人，都是全国闻名的发起机专家。他们作为江铃发起机厂的参谋，由我亲身带队，到欧美首要发起机设备制作国，如美国、德国、奥地利等进行查询，看它们的制作水平缓报价，让它们相互比较。历时两个月。

  这需求花本钱。每到一处，咱们货比三家，要质量最好、价格最公正的产品。每个阶段我都派自己人员参加。我请这些专家来研讨江铃发起机的工艺方案，前后开了4次专家认证会。因而，江铃发起机厂的出产规划是咱们，工艺道路规划是咱们，设备挑选汇总了专家定见。比方说在检验阶段，我派技能员曩昔了解设备；引入江铃后，整个设备的装置调试，制作国专家都要跟进来，咱们也参加，以便往后自己修理设备。

  我还挖了些能人，如我请白品义出任发起机厂厂长。白是原一汽发起机厂厂长。其时我找耿昭杰，请他支撑江铃一把。1995年耿昭杰提早给白品义办退休。白品义是上海人，跟我同乡，工人身世，援助一汽建造时被抽调到长春，后来安排上培育他，送他到吉林工业大学进修。他才能很强，是发起机方面的专家。他过来后带出了一批部队。

  时刻证明，江铃发起机厂的设备毛病率极低。即便是现在，江铃发起机厂的运营本钱都很低。我脱离时本钱已降到9000多元，现在估量是8000多元。

  发起机厂投产后，江铃轻卡底子上完结了国产化，没什么需求进口了。至于变速箱厂和后桥厂，咱们先出资再划转，使其变成江铃集团的财物。我的政策很开通，税在当地交，人财物我接收。厂长由我录用，寻求他们定见；党委书记由他们录用，寻求我的定见。

  通过这些作业，我后来想理解了一点，企业要想通过联合吞并做强做大，底子出路还在于本钱运作。你想想当初南联公司为何连不起来？而江铃尽管没有国家支撑，却自己闯出了一条路，要害是无形的手在起效果，是本钱在起效果。

  因而，企业要向深层次化开展，有必要能看懂商场，看准商场，做好决议方案，完结盈余，添加盈余，添加堆集，然后去出资去收买，这样才干做强做大。曾经江汽只需3000人，现在江铃在江西省就有2万人，包含先后吞并和收买的江西拖拉机厂、南昌齿轮厂、赣州齿轮箱总厂、抚州轿车底盘厂、缝纫机厂、江西车桥厂等，这些都是通过本钱运作完结的。

  即便是后来我脱离江铃，长安集团进入，完结了跨省联合，也再次证明了这一出题。长安集团要投现金，江铃为何要对立呢？只不过是把操控权利交给了他人，但税收还在江西。终究或许江铃会更多地依附于长安集团，或许会并入长安集团，这都是或许的作业。

  A股上市处理了发起机的国家立项和融资问题。实践上江铃B股发行也很有特征，叫ADS或ADR。什么概念呢？其时B股量很大，比A股大得多，其发行价格又相对较高，因而在商场上卖必定征集不到什么钱。咱们的主意是，把大部分B股卖给战略出资者。

  其时也有许多国外企业想进入我国，我就使用这个时机。我首要挑选的是通用轿车，由于它是五十铃的控股公司。但五十铃真实是差劲。我跟五十铃其时的常务董事和社长重复商洽，他们一向不赞同。

  后来我才挑选了福特。挑选福特，我垂青的是它的全顺车型。我是去欧美查询时跟福特树立的联络。找福特我还有一个主意：江铃现已有了两个途径，我想再向乘用车开展一个途径。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时机便是找具有全系列车型的战略出资者，这样就简略得到国家认可。而全顺正好契合这些要求，它既有轻型货车，也有面包车。后来咱们也开发并出产了全顺货车，但欠好卖。

  当然又少不了要作许多作业。我是磨破了嘴皮，获得了机械部轿车司的赞同，部长何光远、副部长吕福源都很支撑我。相同有人对立。吕副部长给我出主意：“这个作业最好请何部长作决议，我主持会议，你来陈述。”

  作通何部长的作业后，部里就召开了一次会议，由我作陈述。陈述完后，何部长表态支撑，一锤定音。通过评论，由吕副部长整理出开始定见，请何部长决议。

  福特项目大体上就这么谈下来了，这对咱们十分有利，由于价格定得不错。咱们的B股定价3.6元，其时商场价就一两元。江铃的B股大部分也卖给了福特，福特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江铃。进来后就成为咱们的协作伙伴，一起把全顺产品带了过来。

  跟福特的协作很头疼。头两年适当困难，由于出本钱钱太高。这儿面也有许多故事。福特是个大公司，它对我国商场不太了解，导致他们对全顺估量过高。他们以为全顺是高端商务车，在我国能够卖28万元，这个价格参照的是金杯最高端的奢华进口车，这个车在我国底子卖不动，金杯的主打车型为14万元。所以他们做的方案也十分大，要出资24亿元。

  我觉得这在我国商场行不通，我跟他们重复谈这个观念，但一向谈不下来。我是坚决对立24亿元的出资，终究我压到了9个亿。商洽中，有时咱们会吵半响，有时一开就开到深夜12点。他们大公司不像咱们，咱们是穷惯了，一分钱当一分钱使。所以我也坚决不退让。

  后来他们知道我是对的。全顺投产后亏了3年，到第4年才盈余。这3年满是靠五十铃的产品来养。假设固定财物出资依照24个亿来规划，那早就死定了。

  咱们的主打产品在20万元左右。但20万元也很难翻开商场，所以咱们就敏捷安排国产化。但福特那些搞收买的人，许多配件要求用进口。我觉得国内能做到的，有必要要国产化。随意举个比如，线多元一套，而依照咱们的要求，国内到达这个质量标准的只需1000多元。

  这种状况下，我怎样能赞同？所以就吵得一塌涂地，乃至到了要赶他们走的境地。我跟他们高管讲：“收买有问题，他是不是承受了美国配套商的贿赂？把这么高价的产品压给咱们？”咱们跟福特公司的对立奋斗要比五十铃多得多。后来全顺国产化后，咱们的本钱才得到操控。

  福特公司进来后，咱们又引入了李尔公司，独自合资，李尔专门供给座椅，也是世界五百强。这样一来，江铃实践上引入了4个世界五百强。

  我也十分感谢政府，特别是在我58岁，眼看就要退休时，不只没让我退休，还给我这么好的政策。我每年都有很高的年终奖，这让我退休后还有钱到北京买房子，过着高枕无忧的日子。

  我退休时，江铃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的各项存款约有10亿元，满足开发一个新车型。我走之前就曾考虑过再开发一个轿车系列，但来不及了，只需交给后人来做。交班后我就不再管江铃的事，所以我脱离了南昌，来到北京。我到北京还有一个原因，我的两个姐姐在北京。

  终究我还想说一下，我在任20年半，把江西省最大的赔本户变成了最大的盈余户，并发明了许多榜首：江铃成为榜首家江西省进入我国五百强的企业；江西省榜首家上市公司；江西省榜首家引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公司。这些都成前史，能够盖棺论定了。

  榜首，企业有必要坚持自主运营、自负盈亏、自我堆集、自我开展，这十六个字政策是对的。其实国有企业改革早就提出了这一点，但许多企业不把它当回事，遇到问题等靠要。我以为必定要靠自己。

  第二，必定要争夺企业的自主权。我这个人十分有特性，所以也开罪了许多人。在江西省有关会议上我曾揭露宣告，在企业自主权问题上，我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我说，我不会跟你们请示陈述，你们要想研讨企业，能够下来查询，也能够打电话要我去陈述状况，但我不会向你们请示。该请示的我会请示，该要你们赞同的我会找你们赞同，但该要企业决议的事你们不能干涉，这是我的情绪。

  对这个观念，很支撑。其时《人民日报》有个很闻名的资深记者叫林钢，现在已退休好些年了。他到江西来采访我时，曾就这个问题采访过。他问吴：“孙敏有个观念，不请示陈述，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观念？”

  十分开通。他说：“孙敏是轿车专家，企业里边有什么问题，他请示什么？应该由他做决议。”

  这个林钢也很厉害。他又追问道：“但这怎样能表现党的政策政策的遵循履行呢？”

  的答复也很奇妙，他说：“当然咱们要注重了，假设咱们发现他在履行政策过程中背离了准则，那我会马上找他说话；假设他是在依照中心的政治政策就事，我去干涉他干什么？”

  这个访谈在《人民日报》上被原文登出。这个影响十分大，登出来后在江西省没人敢干涉我。这样恨我的人咬牙切齿：“孙敏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底子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不论是计委主任、经委主任，仍是机械厅担任人，我也很少去他们那里。但我该找他们的还得找他们，有些作业有必要要通过他们赞同，要由他们盖章的，我派我的副手去。他们也不敢不盖章。该管的他还得管。

  第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企业要搞好，有必要坚持做强做大。我对立做大做强。要做到这点，你有必要要有堆集，要优化你的产品，要进步你的盈余才能。所以我很留意企业的运营才能，在江铃我一向坚持产品毛利率要到达30%。两种状况在外：开发初期和刚刚投产的产品。

  另一方面，必定要操控好负债。江铃的负债率一般操控在30%左右。由于有满足的资金，当商场需求时，我能随时起动一个产品。

  在江铃时，假设我要想发动一个产品，音讯传出去，几个银行的行长就会亲身来找我，便是由于我的诺言好，历来不拖欠。我有闻名的“六不欠”：不欠国家的税，不欠银行的到期本息，历来不拖欠薪酬，从不拖欠奖金，历来不拖欠社保，历来不拖欠医保。

  作为企业家，你有必要要有这个才能。正由于有这个才能，所以企业才会有好形象，银行才会把你当作香饽饽。选准出资后，你必定要趁热打铁以最快的速度上。这便是做强做大，我对立铺摊子，不量力而行，成果搞得资金链随时都或许开裂，企业领导人把首要精力都花在怎样保持资金链上面，而不是放在研讨商场上，这必定不可。

  由于家庭联络，我不肯走宦途。到江铃时，我就宣告，只需安排上不调我走，我就把江铃作为我的终身工作，而不是把企业作为一个跳板。这跟许多其他企业家的做法有着底子差异。

  第四，企业要注重训练。江铃许多员工被派到日本五十铃和美国福特去训练，我也请他们的专家到江铃来开讲座，进步干部员工本质和办理水准。

  要进步办理水准，把作业功率搞上去，有必要要有很强的职责制，职责有必要到人。我推广的一套很共同的做法是单一首长担任制，江铃现在仍在履行。简略来说，任何一个部分，我只录用一把手，一般兼书记，由他组阁，答应他选一两个帮手。一起还录用一个副书记兼工会主席，但这要获得他自己的赞同，他们要合得来才行。

  只需这个分厂或这个车间出了任何问题，我就专一把手是问。这是我的观念。所以江铃的干部本质十分高，他们都是竞赛上岗，假设不可，就换一把手。

  第五，要发挥工会的效果。我注重工会，由于这种强权办理有必要让员工承受。即便是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作业，它也有一个反应的途径。我也注重职代会，留意倾听他们的定见，合理的必定采用，不合理的讲清楚，表现民主办理。

  当然，经济开展到这种程度，技能水准这么高，真实要工人参加办理是有问题的，这个标语自身就有问题。人的文化本质越来越高，高管的学位越来越高，这种状况下你说要工人来参加办理，怎样或许？但必定要采用他们的合理化主张。他或许只能在班组办理上提些主张，但你得让他们发挥才能，要采用他们的合理化主张。

  我还要求工会和职代会参加监督。监督什么呢？这种用人办法，假设没有有用的监督，就简略发生糜烂。所以我特别强调清凉。榜首，我自己带头清凉。在江铃时，我在南昌市请家里人吃饭，历来不必公家一分钱，必定是我自己付钱。实践上我签个字肯定能够报销，但我历来没这样做过。你到江铃厂一问就知道，孙敏这个人的清凉是口碑载道。

  但国家奖给我的，我名副其实，那是我的合法收入。一起我要求我的部下也如此。我首要部分的一把手的待遇都比较高，当然这个待遇也需求价值，你有必要廉洁，你有必要自律，你有必要承受大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