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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3-10-26 07:16:23 | 作者: 江南体育
“现在要考虑的是目前经济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拐点,如果是拐点,经济就会继续下行,难以回归既有的增长轨迹,进入一个新的L型。”7月2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表示。
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了复苏由强转弱的态势,一些超预期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其中一些此前未曾经历,尚缺乏理论共识。
经济学家不得不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个用于解释上世纪日本经济衰退的理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尽管很明显,日本和中国存在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本不应简单类比。
刘尚希是中国财政政策的资深研究者。7月6日,中央、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发展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刘尚希、罗志恒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言。
刘尚希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经济未达潜在增速,仍有宏观政策发力空间,能采用降息、税优等措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出没出现了放缓?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这与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的说法不矛盾,问题是如何使之变成现实?
在刘尚希看来,潜在增速的放缓是由于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迟迟未能完全推进,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数亿农民工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漂泊”状态,他们既无法完全脱离乡村,又没办法真正融入城市。在这种状态中,实质的城镇化受阻,消费、投资的活力难以释放,长期需求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受影响。科学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以社会需求的增长为条件的。
因此,要稳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迫切地需要进行城乡二元结构改革,而这场改革涉及的不单单是经济领域,将会更多涉及社会领域。
在刘尚希看来,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更多集中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上,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等治理范畴的改革上,孤立地看,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但用系统观念衡量,依然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下一波改革红利的来源。
“为什么我们经济领域这些年发过的一些文件,效果似乎不如以往?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也是受社会改革制约的。要从经济这个概念上跳出来,超越经济,从整个社会去看经济发展”,刘尚希说。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我们目前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吗?
刘尚希:这个要看接下来的政策抉择。现在要考虑的是目前经济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拐点,如果是拐点,经济就会继续下行,难以回归既有的增长轨道,进入一个新的“L型”。(注,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曾经经历过一个“L型”,即经济提高速度逐渐换挡的阶段)
这是要预防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过去我们讲“L型”,现在是不是又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一个新的“L型”,如果有一个新的“L型”,我们又是在那条竖线上还是横线上?
经济观察报: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差别,2016年谈的“L型”其实就是中国经济逐渐回归潜在增速的过程,但目前可能面临的“L型”并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是如果做对了一些事情,是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
因为改革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下滑,那么实际的增长率是没有很好的方法往上走的,靠着政策刺激也是没办法的。
大多数判断我们潜在经济提高速度是6%左右,但上半年实际增速是5.5%,全年可能是5%,与去年两年平均计算则更低了,与潜在增速间还有距离,大概只到一半,从这个方面判断,宏观政策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这个空间没有了,政策工具箱里工具再多,也不能干了。
所以,对目前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仍处于艰难的复苏过程中,没达到正常的增长状态,宏观政策还有空间,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点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是下降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和很多制度安排、经济体制创新直接相关,若改革能趟过深水区,就能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去稳住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
当然这个要经过研究测算,目前一致认为现在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滑。那么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祖国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能够说是方方面面,很复杂,但最核心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就像一个陷阱一样,拖累了我们经济,使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升。
刘尚希:短期看,收入增长消费就扩大。从长期和宏观趋势来看,其实内需取决于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
市民的消费结构和农民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升消费水平和升级消费结构的最大机会,就在农民市民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在静态的城乡结构下,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小。
刘尚希:这些年讲的城镇化率,多是名义的城镇化率(注:即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2022年中国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为65.2%),但实际的户籍城镇化率2022年只有47.7%(还包括县改区的被城市化的种地农民),两者差了17.5个百分点;而按照人口规模来说,大约有2.9亿人在城乡间呈现了这种“漂移”的状态(注:既是城市的常住人口,又是农业的户籍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收入增加了,他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都是难以上升的,挣点钱可能又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对城市生活没有稳定的预期。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代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从长久来看,消费怎么扩大呢?
这些年我们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有一点提升,但是跟全球的中等水准比是垫底的。在全球211个经济体里头,这两项数据比我们更低的只有10个到15个,而且都还是一些很小或很穷的国家。反过来说,我国一直是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不得不靠投资、净出口(顺差)来消化高储蓄。一旦走上这条路,要提高消费率则变得异常艰难。
经济观察报: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一些什么内容,有哪一些原因导致了目前这种结构的持续存在?
刘尚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三个二元结构的叠加,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二元结构,就是刘易斯阐述的,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工业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是能够最终靠市场化、工业化逐步解决的。
但除了经济二元结构,还有一个社会身份二元结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职业特征,也是一个社会身份,“市民”也同样如此,真实的生活中,这两种身份拥有的基本权利是不平等的。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了,但这个流动只是说作为生产要素能流动,但你的家庭、老人、小孩,如果想一起迁徙到某个城市去定居,就难了。
即使你成了一个新市民,但子女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等这样一些方面,还是很难享受同等待遇。以保障房来说,大部分城市保障房都需要户籍,没有户籍的农民工,根本就不在保障房考虑范围内,即使诸如重庆这样的城市考虑了农民工,也是杯水车薪。
此外,因为在城里也只是打工,不确定性较高,非常容易就会返回农村,因此企业的招工成本也会上升,这样就导致整个经济效率的下降。
二元结构影响的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如果农民工迟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纵向流动固化,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还是一种漂泊的状态,这是不利于新老市民融合和社会稳定的。
经济观察报:你说了二元城乡结构的两方面:经济的和社会的,第三方面是什么?
刘尚希:我们的祖国公有制也存在两种形式。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城市是国家所有制。
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转让不能出村,没有市场估价。一来对农民来讲,宅基地、宅基地上的房产以及集体建设用地难以带来资产性收入。
但是城市就不一样了,市民买一个房子,房子可能升值了。现在统计,居民的资产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房产,这个肯定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来说,他的房产不但不升值还存在贬值的可能。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所有制,和农民的收入其实没关系,就是“大锅饭”;后来开始做很多新型集体的转型,比如合作社、“三变”(注:即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集体和别的市场主体一样,参与到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这样的一个过程,农村的资产、资源就能够获得市场估值,并在市场中流通。
从这个角度,眼下我们可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至少从城乡的角度来看,没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农村大量资源没办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很多农民辛辛苦苦挣钱,回老家在宅基地盖了一个房子,自己回去也住不了几天,甚至常年不住人,几年下来这房子破破烂烂的,其实就是辛苦积累的财富打水漂了。
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潜在经济稳步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上的提升,可能就已经到顶了。
其实这才是目前问题的根本,我想现在我们的经济出现这些状况,不能就今年来看,实际上2012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在下滑。我们内需不足也不是说现在才开始内需不足,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一直在持续,难以改善呢?实际上就是陷入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当中,拔不出来。
刘尚希: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天形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村改革也仅仅是改变了原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比如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农村更深层次的改革后来就搁置了,因为我们转向了工业改革,主要是在城市里。
归根到底,是因为过去四十多年,我们的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改的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确实有很大变化,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特别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我们尽管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过三农补贴、农村公共服务,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但因为有这个二元结构,即使是在民生方面,城市享受到的“阳光”也是更多一些。
经济是嵌入到整个社会当中的,又受到社会的整体制约,但这个观察视角并不清晰,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经济与社会并列起来等量齐观,难以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层制约。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其实是进入了社会结构扭曲的深水区,在扭曲中就像看哈哈镜,无法看清楚城市包容性缺失、社会不平等、机会不公平、就业和所有制歧视等对整个经济改革带来的羁绊。缺少整体观和系统观念,分领域的碎片化政策和改革,是难以看到成效的。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很多城市户籍制度已经调整了,但好像很多农民并不愿意去拿那个户籍,也不想成为新市民。
刘尚希:只能说当年农民想进城的时候,一些城市使劲的不让进城,现在需要他们进城的时候,他们也要考虑到房价上涨的压力,尤其是社会身份。而且受限于上面说的二元结构,他们也无法带着财产进城,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若还要放弃在农村的财产权利,那进城的农民就变成无产者了。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下降,甚至会出现了“非转农”现象。若成为一种倾向,这将是我们国家发展中不可小觑的风险。
对他们而言,原有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像一根脐带一样把他们拽着了,留在农村很难,出来也很痛苦,最多是打点工就回去了,就形成当前的这么一种局面。
但问题是对农村青年来说,就没这么多考量了,他们更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宁可在城里漂着,若无法真正让他们融入城市,跟着时间的延长,他们会怎么样?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主要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就能获得增长?现在我们一定要要去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才有机会挖掘新的增长?
刘尚希:这些年来我们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一直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目的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怎么挣钱,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国家强起来,相对于计划经济,承认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放开搞活,充分的利用我们的祖国的劳动力资源,再借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挥了我们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提升了。
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就慢于经济方面,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
有些人是担心农民大量举家迁徙进城后,如果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怎么办,因而就有了所谓“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说法,农村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群。这就是说,要做一种准备:让三五个人去种一个人可以种的地,这样每个人就只是吃个半饱。历史的记忆总是担心农民没有土地,进城之后不利于社会稳定。
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革,首先就是要取消这种社会身份划分,赋予市民、农民等不同职业身份人群以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个是属于社会改革范畴内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提“新型城镇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光让土地城镇化,光从经济的角度把农民的地征过来了,造房子、卖房子,城市里头一片繁荣,农民仅仅是个打工仔,也要让人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民的市民化。
这个困难是很多的,涉及很多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比如农村“三块地改革”,以及农民进城后作为新市民,能否享受到和老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一些三四线城市放开户籍后,在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优先老市民的,看上去新市民有“排队资格”,但不一定排得上。
刘尚希: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更难周全了,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我们过去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人不流动,可根据地理思维去考虑问题、设计政策,但现在我们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地理概念的局限性越来越大。
在这个社会中,比如说我们的校舍、医院,它应该依据非流动人口来考虑,而不是户籍人口,也包括我们讲的“编制”,比如,一个地方警察有多少,是不是应当与当地的常住人口有关,但目前这些编制的配置是按户籍人口来的,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协警的一个原因。
这种按照户籍人口,以编制管理的体制,其实就是从计划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它适应一个静态社会,在目前很容易出现失灵。
有时候我们去调研,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看我们是劳动力输出大省,这些劳动力从小受教育等公共服务,我们都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我们啥也没有,也没税收也没GDP,劳动力流入大省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分一杯羹?”,类似这样的区域利益协调问题不可能由地方之间一一去协调,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无疑是由中央来负责。
当这种涉及全国人口流动的事权时,就要进一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适当上移是大趋势。
经济观察报:但就像你说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改革本身也是一项非常大的改革。
刘尚希: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还是过去的体制遗留下来的,它已经不完全适应于现在的动态社会。
经济观察报:最近也有很多人提到地方政府在支出责任上,开始慢慢的变大,呈现了无限担保的趋势,这个也涉及到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的改革?
刘尚希:是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就是说在社会领域,应当是中央政府唱主角还是地方政府唱主角。
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由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慢慢的变大。比如说社会保障,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本级收入占60%以上,本级支出至少50%,而我们国家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40%多,分税制改革之后曾经达到50%多,后来年年在下降;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只有14%左右,如果把两本预算(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加在一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发达国家的财政比重也是慢慢地提高的,因为发展程度越高,跨区域的问题就越多,宏观的问题就越多,事权、支出责任不得不上移。这种变化趋势与制度无关,与发展程度相关。
目前地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也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主体,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各种责任,都压给了地方,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协调能力、解决跨区域问题的能力。层级越低,这样的能力就越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事权、支出责任也都需要上移;否则,治理成本将会指数化上升。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眼前是否也已经到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需要改革的节点?
刘尚希:迫切地需要调整,不调整只会导致地方“小马拉大车”,效率越来越低,可能内生出一种风险:“治理失灵”,这种风险像“温水煮青蛙”,其过程难以直观感受到的。
各部门把责任层层下移,但权力都是在上头,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权责的严重不对称。权小的责任大,权大的责任小。从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看,权大的责任小,做决策风险小、成本低,就非常有可能导致官僚主义;而权小的责任大,只能被迫应付,就会导致各种。
经济观察报:所以目前,比如说部分地方债务问题,可能也不能完全是地方缺乏约束导致的?
目前“权大责任小,权小责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很常见。在财政上反映出来就是“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如果点菜和买单不是一个人,点菜的就会使劲点,因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每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实际上都含着“点菜”的意图,但各个部门横向间是“背靠背”的,“点菜”的时候总是会第一先考虑部门的需要,“优先”太多,本来一人一个菜够吃了,但信息不对称,往往多点菜,地方财政盘子只有那么大,自然也就买不起单了。此外,在统筹协调不力的条件下,也容易在单一目标下“层层加码”。
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治理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治理也要跟上。特别是一些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如少子化、老龄化等,这些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当然会带来影响。
经济观察报:是否能这么理解,过去我们主要的改革主要协调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现在经济稳步的增长越来越受制于“国家和社会”关系,如果要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更着力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刘尚希:是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结构就有三个维度,一个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维度、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一个维度。
三个维度实际上组合成为一个国家的治理结构,每一个维度都很复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维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维度也有调整,但是在事权上没有根本性的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变化不大。
经济观察报:这些改革的推进对于长期当然影响重大,但似乎现在大家关注的更多的短期问题,比如“资产负债表衰退”,冲击政策等?
刘尚希:就是因为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缓于经济,带来了我们城市化缓于工业化,工业化提高效率,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城市化放缓后,就会慢慢的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
刚开始可能没有太明显的问题,但逐渐的就会发现经济一年弱于一年,因为它的增长受到了城市化的制约。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内需扩大的源泉,当这个源泉流出的水量跟不上工业化的时候,社会总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循环就会逐渐放缓,增长动力日渐变弱。人的城市化是扭转这种状态的战略抓手,也是当前的着力点。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会担心说长期改革措施还没有见效,短期已经下行了,怎么办?比如我们正真看到经济出现了有储蓄倾向的人更多了,企业投资意愿也比较低等现象。
刘尚希:“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和投资,都是嵌入到刚才讲的治理结构当中的,社会转型没有跟上,消费和投资也没有后劲。为什么我们经济领域这些年发过不少经济改革的文件,效果似乎不如以往?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也是受社会改革制约的。要从经济这个概念上跳出来,超越经济,必须从整个社会去看经济,才能看清楚经济的问题是什么、在哪里。
当治理跟不上导致内生的不确定性增多的时候,大家就或非常容易进入一个收缩的状态。比如一些农民工群体,目前是比较迷茫的,他们的未来在哪?希望在哪?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企业也是如此。无论生活,还是工作,投资还是经营都会在不确定性中保持一个谨慎的状态。可能一些行业在风口上,也有国家优惠政策扶持,一时间还比较火热,但能不能成为一个长期的、普遍的趋势?
当社会转型落后于经济转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确定性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想进体制内,企业家也不敢投资、有房产的要变现、没房子的也不想买房子,当这些个体的选择汇总,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资产负债表的收缩。
若举棋不定的人多了,社会的活力就下降了,经济的动力就会下滑。只有让更多的人明确了自己要干嘛,有了稳定的预期,不需要吆喝,投资、消费都会起来的。
目前的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结构性矛盾逐渐积累的结果,加上全球需求不足、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外部原因以及老龄化、生育率降低等内部原因,就出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以社会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办好自己的事,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根本之道。
刘尚希:法治化是降低不确定性、提振信心的关键之举。政府要依法行政,企业也依法经营,出了问题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来解决,也不要随意地行政干预,该打官司打官司,政府别在那横插一杠。最近发的(注:《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强调这个意思。
刘尚希:现在是市场技术派是主流,大家可能更关注各种短期数据的变化,“盯盘者”多。从市场出发,这样研究没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现象。针对改革、政策本身,可能还要有更多人来参与讨论。不仅学界要参与讨论,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要让全社会都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样才可以在执行过程中降低阻力。
经济观察报:辜朝明根据资产负债表理论给中国开出了刺激性财政政策的药方,但也有很多国内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毒药,你怎么看?
刘尚希:在当时日本那种情况下,如果财政紧缩,经济更起不来了,它后来刺激,如安倍“三支箭”,实际上也刺激不起来了。日本的主体问题是它的产业体系没有在危机中真正调整过来。它的服务业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再加上金融改革过快等等,政策接连失误。
我们现在没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面临着从资产负债的角度来看的风险,这主要是房地产领域引发的关联风险。
房地产关联着银行、上下游企业、居民部门甚至城司、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房地产业扩张的时候,这些相关联的资产负债表都会扩张,大家的日子都比较好过。当房地产一收缩,这些资产负债表都会跟着收缩。如何妥善处理房地产问题,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问题,会影响中国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经济观察报:如果按你所说的,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好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一些“使不上劲”的感觉?
刘尚希:财政货币政策使不上劲,其效果边际递减,都是一个体制基础的问题,不是因为资产负债表。因为体制基础不健全,使得财政货币政策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使不上劲。
货币政策的传导要看金融市场健全与否以及市场对利率的敏感性。现在金融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数量管控。数量管控还不行,就靠结构性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化的改革尚不到位,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当然就非常有限了。
财政政策则是处在“中央调控地方化”的体制下(注:即2008年后,地方在积极财政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中央要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严格约束地方债务,地方受陷于种种困难之中,也难以进一步扩张,所以这个难题就又交给了中央。
从财政支出、基建投资的角度,目前还是有一个领域可当作抓手的,即城市保障房建设。这个不但可以解决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住房问题,而且还可以拉动因房地产拖累而不振的建筑行业及其上下游,既促进了农民的市民化,又能解决了眼前政府投资出路的问题,更何况这件事情是迟早要干的。
经济观察报:今年以来,围绕经济政策有非常多辩论,为什么在经济研究者中,会有这么多分歧?比如前一段时间围绕“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
刘尚希:经济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分歧是很正常的。不确定就是说现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趋势,超出了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和经验,这样一个时间段就难以形成共识。
比如我们的祖国和日本并不能做简单比较,各方面差距差异都非常大,所以“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问题。但各种对经济的影响都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结果。
经济观察报:如果是在目前的情况,其实你之前也提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传导都受阻,我们又需要一些立竿见影的措施,你觉得目前我们能做的最急迫的是什么事?
刘尚希:从财政角度来说,可以抓紧投资保障房,尤其是大城市的保障房建设,这是一个带动效应很明显,乘数效应大的政策。
再一个就是降低利率。我们算过一笔账,目前企业贷款净利息支出大概有7万多亿,高于去年GDP的增量,这就是说,我们的金融产生了一个虹吸效应,当前至少要把“虹吸效应”止住。
刘尚希:现在有的国企贷款利率降到了2%以下,但对民企来说利率会高得多,因为银行对不同的企业实际上它依据风险定价,利率是不一样的。风险定价,看似合理,但企业的风险处境与体制直接相关。
我们所说的降息是降低政策利率,但政策利率降下来以后,商业银行是不是跟着降,还很难说了。此外,采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都需要再观察。
当前降息确实是有必要的,去年整个银行业的利润2.3万亿,有一定承担接受的能力,但要消除金融“虹吸效应”,还是需要金融改革加力。
经济观察报:市场对一些短期的政策还是很关心,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对于解决你所说的诸多问题,经济稳步的增长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吗?
刘尚希:这是当然,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向了拐点,经济提高速度会不会不断探底。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但另一方面,要有风险意识,要评估今后的变化趋势,以及对我们实现2035年目标,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影响,包括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新趋势的预期与判断,这都会连带影响外资外企、国际贸易和投资。
因此,目前推动经济复苏尽快回归正常增长状态,还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面,改革还是很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可能还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主要关注于科技类、创业类产业政策、创投领域以及交通物流领域。擅长深度报道和人物特写。